獵豹財務長郭恭克部落格(JaguarCSIA)

最近一周，全球經濟成長率調降潮蔓延，從美國、中國大陸、韓國、台灣、國際貨幣基金、亞洲開發銀行都相繼調降GDP成長預測，充分反映各國政府對經濟前景的悲觀展望。

面對低迷，市場普遍預期美國Fed將會在第3季第3度採取俗稱「印鈔救市」的量化寬鬆政策（QE3），並預期中國大陸也將再度降低存款準備率；另外，國際貨幣基金也要求歐元區決策當局「採取更強有力的集體行動」，以阻止危機惡化。

距離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將近四年了，四年來，全球各國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無不卯足全力，啟動所有一切可以啟動的政策，全力救市，但除了短期間出現程度不一的效果外，總的來講，形勢依然，甚至不少地區還出現了新危機。

全球經濟到底出了什麼深層次的問題？為什麼幾乎所有過去管用的政策現在都宣告罔效？要探索這兩個關鍵問題的答案，恐怕還得從源頭，也就是2008年9月世紀金融海嘯為什麼會爆發中去找線索。

有兩個頭緒也許值得更深入的探索，一是全球化，二是金融創新，兩者都對2008世紀金融海嘯爆發前的全球長期繁榮作出過巨大貢獻。但凡事都是正反相生，利弊互見的，在作出巨大貢獻的另一面，往往也可能埋下了巨大麻煩的種子。

先看全球化。上世紀下半葉以來不斷深化的全球化過程，固然在全球範圍中帶來了資源優化配置的好處，為全球經濟的持續繁榮作出了貢獻，但全球化的負面邏輯及其引發的效應，也同樣無可避免地在全球範圍內發生。

主要的負面邏輯就是市場經濟運作下的優勝劣汰。一國之內的市場經濟運作必然會出現優勝劣汰，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後者將制約購買力及有效需求的增長。但一國的問題好辦，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完全可以通過政策操作對財富進行必要的重分配。現在的問題是全球化，當市場經濟從個別國家的範疇延伸擴大到整個全球之後，市場經濟的邏輯也必然導致全球範圍出現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問題，但全球的貧富差距問題顯然缺乏一個全球政府來進行必要的重分配，從而必然對全球購買力及全球有效需求形成越來越大的制約，這無疑對全球的持續增長相當不利，然而吊詭的是，這樣的不利卻被另一個幾乎也是同時出現的現象所遮蓋了。

這個現象就是金融創新，以及金融創新通過高槓桿的財務操作所製造的虛幻財富，再經由財富效應刺激出源源不斷的消費與投資，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動經濟成長。因此，世紀金融海嘯爆發前的全球經濟呈現的是持續的繁榮。

但高槓桿的財務操作畢竟是一個泡沫，泡沫終會破滅。2008年9月泡沫破滅了，虛假的需求隨之成了幻影，這時，在全球化之下，遠低於人們想像的實質需求才成了大家必須面對的現實。

按照這樣的理解，金融海嘯爆發之後，全球應該針對這兩個形勢與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改革，一是全球結構失衡的問題，二是全球金融體制缺失的問題。遺憾的是，這些嚴肅而重大的問題，僅在金融海嘯爆發後成立的G20峰會中的前幾次略微觸及，後來，就都忙著去救市了。

由於沒有針對根本的、結構性的問題進行必要的改革，全球範圍內的實質需求始終不振，各國政策當局一而再、再而三採取的擴張政策，不是埋下日後巨大通膨的種子，就是導致各國債台高築，形成巨大的債務風險。

索羅斯在世紀金融海嘯爆發後不久，在《金融時報》上撰文，針對全球經濟提出了他的擔心：極可能是全球經濟長期大繁榮的結束。但願索羅斯的預言不會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