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客願意把台灣帶回家嗎?









重點及短評:

「觀察近十年台灣對外投資、國內接單海外生產及貿易依存度的動向,某種程度雖體現台灣企業的國際布局,但因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而且未產生外人來台或本身國內投資明顯增加的現象,形成經濟發展的不對稱性,造成工資長期未顯著調整,以及國內就業品質不佳的狀況。

以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國內固定投資而言,去年大增23.1%,但卻僅是彌補前兩年分別衰退11%、12.4%的缺口。再進一步看,這項指標在民國70至89年平均每年成長率為9.2%,但最近十年僅剩2.4%。因此,國內實質投資不振,已是經濟不對稱性發展的關鍵議題。」


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模式,讓接單及出口對實質經濟之貢獻度不如數字所顯現的樂觀。廠商大量外移,讓台灣資本投資動能大幅減弱。



「近年外貿也有不俗的表現,但成長來源逐漸集中大陸,影響成果傳遞效果;並因台灣赴大陸設廠的企業,很多是低毛利率與尋找低成本生產的產業,當大陸享有高經濟成長時,經貿易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不如大陸,但當大陸經濟成長弱化或生產成本走高,則因過度集中及信心因素,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反將加大。這種不對稱發展帶來的成長相對有限、衝擊較大問題,台灣已須正視。」


在中國地區之台資企業正面臨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的龐大壓力,海外轉投資事業獲利縮減,甚至可能因資本過度投資低利潤率產業而造成台灣母公司包袱,進而透過資本市場衝擊台灣經濟。



「大陸地方政府債務與融資平台轉投資於不動產的龐大貸款,亦是一大經濟地雷;大陸審計署統計融資平台的債務為人民幣5兆元,但銀監會的估計是9兆元,兩者間的巨大差異也同時凸顯了大陸經濟實況的透明度及可信度問題。

近兩年大陸經濟成長集中於國營事業與機構的貢獻,民營事業的發展受到很大壓制,形成「國進民退」;但「十二五規劃」的關鍵是擴大內需與調整產業結構,必須「國退民進」才能真正實現轉型。因此,這項規劃的推進,勢必面臨國營事業與機構等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國退」本就不易;但是,「民進」更難,因為原料成本、勞工成本與人民幣升值等已讓民營事業發展受限,加以升息與緊縮貨幣政策效果日顯,民營事業愈來愈難取得資金,經營將是雪上加霜。在國不退、民難進下,「十二五規劃」的功效不容過度樂觀。

目前大陸經濟成長的新來源是逐漸增加的消費力,但整體成長趨緩已明,加上歐債危機與美國經濟成長未見起色的影響,其內生隱含的經濟轉型與金融波動的風險,正威脅著台灣經濟的發展。」


中國各級政府為追求高度經濟成長數據的競賽,大量融資投資低效益的資本支出,極可能在全球經濟再度趨緩,國內資產泡沫面臨破滅之下,成為中國經濟穩定的不定期炸彈。



結論:

1.我必須再度強調,在2012年初二合一選舉之前,個體企業的營運及獲利數據之可信度,將遠大於官方機構的統計數字;無論中國或台灣都一樣。

2.先進工業國家的總體經濟統計數據之可信度又高於新興工業國家。台灣目前還未進入已開發工業國家之列。



《相關新聞報導》
正視不對稱經濟發展的風險

我國5月出口創新高,外銷接單是歷史次高,但景氣氛圍感受不到外貿的亢奮。這樣的落差存在已久,有人視為「無感復甦」,源頭則是不對稱的經濟發展。觀察近十年台灣對外投資、國內接單海外生產及貿易依存度的動向,某種程度雖體現台灣企業的國際布局,但因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而且未產生外人來台或本身國內投資明顯增加的現象,形成經濟發展的不對稱性,造成工資長期未顯著調整,以及國內就業品質不佳的狀況。

以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國內固定投資而言,去年大增23.1%,但卻僅是彌補前兩年分別衰退11%、12.4%的缺口。再進一步看,這項指標在民國70至89年平均每年成長率為9.2%,但最近十年僅剩2.4%。因此,國內實質投資不振,已是經濟不對稱性發展的關鍵議題。

至於另一火車頭──對外貿易,在民國60至80年代,台灣的高經濟成長確是由外貿所創造,並同時產生高額的國內投資,進而繁榮消費市場,人民容易就業、創業與謀生,經濟福祉較佳。近年外貿也有不俗的表現,但成長來源逐漸集中大陸,影響成果傳遞效果;並因台灣赴大陸設廠的企業,很多是低毛利率與尋找低成本生產的產業,當大陸享有高經濟成長時,經貿易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不如大陸,但當大陸經濟成長弱化或生產成本走高,則因過度集中及信心因素,對台灣經濟的衝擊反將加大。這種不對稱發展帶來的成長相對有限、衝擊較大問題,台灣已須正視。

在此發展結構下,中國大陸經濟的風險,已成為台灣不對稱經濟發展的風險。目前大陸經濟風險主要在過多的通貨與資產泡沫,導致其透過多次升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及密集打房措施,藉以抑制通貨膨脹與房地產價格。然而,一旦升息至一定幅度與房地產價格下跌,則可能使炒房者與房貸者的資金無以為繼,造成銀行呆帳攀升。此外,大陸地方政府債務與融資平台轉投資於不動產的龐大貸款,亦是一大經濟地雷;大陸審計署統計融資平台的債務為人民幣5兆元,但銀監會的估計是9兆元,兩者間的巨大差異也同時凸顯了大陸經濟實況的透明度及可信度問題。

目前國際間對大陸經濟存有疑慮,但多認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經濟,仍可維持高成長,尤其寄望於「十二五規劃」的功效。由去年以來貨幣政策的調整,可以看到北京中央調控的決心及能力,但當前大陸經濟的問題還有轉型的考驗。近兩年大陸經濟成長集中於國營事業與機構的貢獻,民營事業的發展受到很大壓制,形成「國進民退」;但「十二五規劃」的關鍵是擴大內需與調整產業結構,必須「國退民進」才能真正實現轉型。因此,這項規劃的推進,勢必面臨國營事業與機構等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國退」本就不易;但是,「民進」更難,因為原料成本、勞工成本與人民幣升值等已讓民營事業發展受限,加以升息與緊縮貨幣政策效果日顯,民營事業愈來愈難取得資金,經營將是雪上加霜。在國不退、民難進下,「十二五規劃」的功效不容過度樂觀。

目前大陸經濟成長的新來源是逐漸增加的消費力,但整體成長趨緩已明,加上歐債危機與美國經濟成長未見起色的影響,其內生隱含的經濟轉型與金融波動的風險,正威脅著台灣經濟的發展。

在此情勢下,政府相關單位,例如掌管產業發展政策的經濟部、研訂經濟成長計量模型的主計處及行政院財經幕僚的經建會,有責任對台灣經濟發展進行不同情境下的壓力測試,並提出強化實質投資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政策,舒緩不對稱發展的風險,而非只看短期帳上的經濟數據表現。

【2011/06/30 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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